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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于老村民退出的思考

      日期:2023-09-14 11:11:12 來源:

      關于老村民退出的思考

      【一】

      成為新市民

      農民、村民、居民。無論是從鄉村走出去的,還是現在依舊生活在農村,或穿梭于城市和鄉村之間的,在身份確認或平時的習慣性稱呼上,主要有這三個區分。

      然而,不管是哪種稱呼,哪個叫法,在那些身上依然還打著農村人烙印的人心里,多會把城市想象成幸福生活的彼岸。人還沒有進城,渴望的眼神已經眺望過去;家還沒有搬過去,被羨慕的贊美聲已經傳入耳中。

      融入城市成為新市民,是一種人心所向的欲望,是一種身份和社會地位的抬升,是一股無法阻攔的自由遷徙力量。從新中國成立開始,尤其是改革開放之后,人心進城的欲望就變成了千軍萬馬擠獨木橋的實實在在行動。

      這種欲念在人們的心底積淀了有兩代人之久。而城市的大門打開,更是持續了近三代人,時間長達40余年。也就是說,農村人融入城市是一股勢不可擋的趨勢和潮流。

      農村人融城是一個漫長的演進過程,是一個融進、融入、融合的自由選擇和優勝略汰的過程。

      在這個長達40余年的融入過程中,一小部分人實現了真正的融入,一部分人是名義上、形式上的“新市民”,融入的并非那么牢固,黏合力和生存力并不是特別強。

      還有一部分是最近十年之內新的融城者,不少人還沒有買房,年收入和工作能力還處在積淀成長期,還面臨著如戶籍進城、子女教育、城市福利享受等一系列現實問題的困擾。

      這種融入程度和融入水平參差不齊的融城現狀,決定了不同的融城人群在看待自己在農村所擁有的宅基地和承包地的態度上,可能存在諸多認知差異。

      對那些已經背井離鄉多年,且已經在異地安家落戶的深度融城者,可能已對原村集體經濟組織成員資格與資產權利不那么看重,或已經在村內完成了產權交易;

      對一些特別想融入城市,且還想把父母接進城照顧子女的人而言,最大的苦惱是財富積累的不足、掙錢能力水平較低和缺乏融入城市后的保障性收益問題;

      而對那些依然走在融城路上的人,一方面城市是他的理想之地,另一方面農村又是其融城不成和抗拒城市生存風險的退守之地。

      在這場或將歷時百年的農村人口向城市流動的人口大遷徙背景下,作為擁有村域資源所有權和村自治權利的村集體,如何面對日漸空心化的鄉村社會問題,如何利用村域資源的活化助力想融入城市的一部分本村村民的融城進度,如何通過村域資源的價值轉化、人才招引、項目引進,使日漸失去人氣的鄉村獲得新的發展動力和再生希望?

      這是需要村集體自身想辦法、找門路,去思考和琢磨的一件事情。

      新村民應該如何招引,老村民中有誰可以退出,新的村民結構應該如何調整,新的村生態宜居環境應該如何打造,新的利益和權益機制如何建立……這是村級兩委在壯大村集體經濟和提高自身的鄉村治理能力的發展道路上,需要突破的思維定勢,需要提升的認知格局。

      新村民融進和老村民融退的人口比例設定上,在新村民融進和老村民融退的方式方法上,如何吸引融進者的融入興趣,如何保障融退者的風險顧慮,這是新時代新鄉土對新的村兩委班子能力和智慧的一場新的時代性考驗。

      【二】

      村集體融退設計

      關于農村人融城,國家和政府一直在做著相關的機制完善和政策調整的修正,以有步驟、分階段地讓人們融入城市。

      不管是來自農村還是居住在城市,讓更多人自由遷徙,并安心融入到各類不同城市,引導人口要素合理通暢地自由流動,是國家一直在推動做的事情。而在人的自由流動和融城的順利推行過程中,不斷深化戶籍制度改革是所有問題和矛盾的聚焦點。

      如何調整和完善不同城市關于融城落戶的戶籍政策,放開放寬人們融入城市的各種關于戶籍的落戶限制,建立起一整套的關于落戶過程中人們始終關注的城鎮教育、就業創業、醫療衛生等基本公共服務與融城者的戶籍制度改革掛鉤?

      自由遷徙、按需落戶,這是人口空間大遷徙時代,讓更多背景離鄉者和有戶籍轉移需求者更好地在不同城市安家落戶的現實迫切要求。市場在配置著人口流動的方向,國家的相關制度應更好地配合市場需求,及時調整戶籍制度的相關制度和政策的滯后性阻礙。

      影響融城速度和質量的相關制度性障礙和政策性限制,國家和政府正在加快改革,融城速度和效率正進入到一個提質加速階段。而融城與融村則是一個問題的兩面。

      如何對村域的空間資源進行挖掘梳理與再整合,如何優化提高村域資源的空間使用質量,如何實現村域資源尤其是經營性建設用地資源的價值轉換?

      想要解決這一系列問題,就應該抓住村民融城這一新的發展趨勢,著手解決好一部分村民的融退問題和村域空間資源使用效率的問題。也就是說,作為所有權主體和治理主體的村兩委應大膽創新、奮發有為,積極推動和探索關于老村民融退的一套落地辦法和融退機制。

      老村民的農地、林地應該怎樣融退,宅基地和地上附著物應該怎樣融退,融退的標準怎樣建,融退的原則是什么,老村民融退的好處如何體現,融退的程度分幾個等級等等,這是有為的村集體在探索和踐行村民融退工作中,需要建立起來的一整套融退體制和融退機制。

      融退的體制和機制建設應主要圍繞三個方面展開:一是村民的資源性資產的融退,二是村集體資產收益權利的融退,三是戶籍的融退。

      除了村域空間資源的優化集約配置,新村民的融進和老村民的融退是融村道路和“新村民融村計劃”落地過程中,必須要尋求達成新妥協與新平衡的一個制衡點。

      基于資源性的融退與融進是“融村計劃”要突破的第一個層級,而實現村民相關政治權利及戶籍制度的融退與融進是“融村計劃”要突破的第二個層級;完成老村民和新村民的和諧相處、美美與共、人心融合是第三層級。這也是融村道路所要追求和最終想要實現的融村三境界。

      融村道路的踐行主要著眼于四個問題的綜合解決,或者說是提供了破解這個四個問題的一套解決方案。

      哪四個問題呢?一是怎樣實現城市人才向鄉村流入,二是怎樣讓鄉村留住城市人才,三是怎樣讓原住村民接受城市人才的融合,四是怎樣通過市場化方式實現鄉村資源的盤活并保證集體資源不流失。想要把這個四個有機結合起來并給出一套具有復合性與系統性的解決路徑,這恰是融村道路落地鄉村的時代價值之所在。

      【三】

      新市民融退

      融城還是留村,這是農民必須面對的一個選擇,尤其是身在2020年要完成1億人的進城落戶“戶籍制度改革目標”里的人。

      農村人融城有兩個現實的顧慮,一是如何逐步享受到所在城鎮的基本公共服務,如就業失業問題、子女教育問題、醫療保障問題、養老保險問題、社會救助問題、住房保障問題等。

      第二個顧慮是戶籍進城之后,之前的農村戶籍背后所捆綁的宅基地和承包地的繼承問題和價值轉化問題。

      農民融城之后,其所在原有村莊自己所擁有的資源性和財產性資產怎么辦,會被取消嗎,能夠被子女繼承嗎,能夠溢價轉賣嗎?這或許是農民在融城道路上,最擔憂的問題。

      當出現城里待不住,鄉村回不去的尷尬局面時,自己應該怎么辦?因此,這也是農民在融城過程中,必須要幫助其解決的后顧之憂的問題。

      在農民融城的過程中曾發生過兩個案例值得深思。

      一個案例是北京某村的一個農民在融城之后將自家的宅基地私下賣于了另一位融村的人,若干年后在該村進行村莊整治過程中,其宅基地恰在拆遷范圍之內。于是地方政府要按原有戶籍制度補償給該農戶700多萬元錢,然而此時花了50萬元購買了該宅基地的新村民不高興了。

      原因是,該老村民只同意從補償他的700多萬元中拿出50萬元給他。而按法律規定,其私下的宅基地買賣協議并不受法律保護?;蛟S從法律層面,這筆補償款確實該給老村民,但是從維護公德與公序的角度看,亦存在對新村民不公允的地方。

      還是有個案例發生在2010年的浙江義烏,出現了195名公務員戶口“非轉農”事件。至于為什么非轉農,其所看重的無非就是戶口背后的土地溢價的利益。村域土地性資源背后所潛藏的巨大的溢價空間,無疑是驅使很多城里人下鄉謀取暴利的一個主要誘因。

      對于這筆擁有巨額增值空間的土地性資產應該如何處理,是國家政府出面直接收歸國有,還是交由市場進行自由利益配置;或是,交由其所有權主體方——村集體,按照自愿、有償的辦法,進行處置;同時通過建立起一套公平合理的利益分配機制,將更多的土地性資源溢價收益分給老村民,從而幫助其更高質量地實現融城愿望?

      在交由國家、市場、村集體三種選擇之間,融村道路所采取的是對第三條道路——交由村集體的落地探索。

      具體辦法是以資源保價的方式,將村域資源的經營權統一到村集體,然后對符合融退標準且愿意融退的老村民進行不同方案標準的資源溢價補償,如所占用的宅基地和村域集體經營性資產,按每畝40萬、60萬元、80萬元、100萬元等不同融退方案進行綜合溢價補償。

      如此的融退操作就可以某種意義上實現“一個農民戶口融退可獲益價值百萬”的目標,同時也可以實現由村集體主導的多方市場交易的機制合理與公平。

      更重要的是,這樣的融退與融進道路選擇,可以提高村集體組織配置集體資源的能力,一方面壯大了村集體經濟,另一方面還增強了村集體治理鄉村的能力,同時還為老村民提供自愿選擇生活方式的機制和渠道。

      從農村人融城和城市人融村的城鄉融合發展角度去看,當我們為融城的老村民開了一扇村莊資源收益和戶籍融退的窗,也就為城市人群融村打開了一扇融入鄉村的合法大門。

      農民融城的夢和市民融村的夢是相通的,而融村道路所要落地探索的,就是協同服務好村集體更好地扮演這個讓夢相通的中間橋梁角色,實現夢想與夢想之間的收益分配均衡。

      【四】

      融退道路

      要么城市,要么鄉村,無論市民還是農民,在城與鄉之間,戶籍必須選擇其中一個,而不能擁有雙重戶籍。

      事實上,在農民融城過程中,常會陷入到雙重戶籍的選擇困惑,或戶籍選擇后的困擾。既想融城,又不愿放棄原有的鄉村資產。這是中國式農民在融城過程中一個看似矛盾卻又十分合理的獨特現象。

      在中國的城鎮化演進中,農民的城市融進和鄉村融退并不是同時發生的,兩者之間有一個漫長的時間差,或許是20年,或許40年,或許60年,總之沒有一個固定的時間差。而具體的融進與融退間差,要根據每一戶農民的具體融城情況和自身意愿情況而定。

      盡管各個城市有不同的相關融城限制條件,如有的地方是購置房產達到一定要求之后可解決在城鎮戶問題,有的地方融城的條件是在當地工作年限達到一定長度后就可戶口轉入,有的地方規定在當地有穩定租賃住所三年后即可辦理落戶等。但是,城鎮化發展的大趨勢決定了未來將會有越來越多的農民獲得融入城市的機遇。

      雖說融城不易,但在要不要選擇融退的問題上,或將成為擺在農民面前的一個更大難題。也許,未來不少農二代農三代會主動選擇放棄農村戶口,但在對待自家的宅基地和承包地問題上,想必大多農民絕不會輕易選擇放棄。

      即便是有償退出,或融退的價格補償不低,融退的進展亦不會輕松和容易。同時,從國家和村集體角度而言,也不會容許所有農民一次性全部放棄農村戶口,退出鄉村土地。

      尤其是以村集體為主導做老村民融退工作,亦不能允許有超過三分之一以上的村民辦理融退。按照“融村計劃”的設計,老村民在進行“新市民”身份轉變的過程中,關于鄉村資產的融退亦不能一步到位、一蹴而就,而是有一個不同融退程度的多種備選方案,如租賃權融退、經營權融退、經濟權融退、資格權融退等。

      不同融退方案的選擇,有不同的相關補償機制。也就是說,老村民融退是一個分階段、分程度、分步驟的多元化融退機制。

      另外,為避免一部分村民只貪圖眼前利益,不顧及長遠,而自身又缺乏一定融城條件,城市生存能力差的村民,村集體將采取“融退紅線制度”,即經多方綜合審議而達不到融退紅線制度要求的,將不允許列入融退村民名單。

      這是村集體的責任。作為代表全體村民利益的集體組織,其有責任和義務保護每一個村民的生存安全。兼顧村中弱勢群體,將融退工作做精做細,是決定融村計劃成敗的一個重要關鍵環節。

      同時,這也是每一個鄉村在構建新的鄉村治理體系過程中,在壯大集體經濟實力的過程中,在增強村集體在村民之中的領導力、保護力、公信力、組織力、動員力和推進鄉村體制機制創新過程中,在做新村民融進、老村民融退和充分發揮村集體組織優越性,調動村民積極性,激活村域資源要素潛能過程中,必須要勇于直面的一個最艱巨難題。

      【五】

      退亦能天下

      天下在朝堂,天下在戎馬,天下在江湖,天下在遠方。城鎮多是“心懷天下”的士子精英們集中匯聚的地方,山野鄉村則是士子精英們功成名就后退隱的地方,或葉落歸根的地方。

      那是農耕文明時期歷史數千年,士子精英們“進則天下、退則田園”夢想的一個城鄉輪回的周而復始。“城”成就著士子精英們的天下夢想,“鄉”滋養著“城”的繁榮與茁壯。

      在從農耕文明向工業文明演變的過程中,尤其是近四十余年工業化、城鎮化加速發展時期,城與鄉的關系正在發生著深刻變化。

      居于鄉村的人正急劇減少,常住城市的人正快速增多。從事農業生產的人正變得越來越少,從事二三產業的人正變得越來越多。鄉村漸漸變得越來越空虛,城市開始變得越來越擁擠。

      所謂的城鄉二元不僅僅意味著兩者之間發展的差距,更多是兩者之間的互動與聯系正變得單一與孤立。

      當下的中國,“進則天下”已不再是士子精英們的專利,農民“進則天下”的夢想在城市,且一旦進入就不想再退出,卻始終割舍不下留在鄉村的那片田地。

      同時,在城市居住久了的一群人則把之前的“退則田園”當做新的天下。也就是,很多人的“進則天下”在城市,融于城市終老于城市;一少部分人的“退亦天下”在鄉村,生活于鄉村創業于鄉村。

      我們將這兩種新的關于人的城鄉發展現象稱之為“融城和融村”,大多村民想融城,少數市民想融村。

      雖然兩種所“融”的方向相反,遇到問題和困難也各異,但從根本上來看,兩者之間所糾結的實則是同一個問題:農民融城的能力與信心不足,市民融村的欲望與門檻太高。這就導致想融城的農民顧慮重重,想融村的市民被一些政令擋在了村外。

      而破解融城與融村難題的關鍵突破點就在鄉村的土地,村域的資源性資產。若能讓鐵了心的想融城者通過融退的辦法,從村域資源性資產的增值收益中獲得一筆資產性收益作為融退補償,其融城的抗風險能力就會大大增強;若能讓一部分想融村的城市下鄉人群和提高融村服務的下鄉工商資本降低一些帶有資源掠奪性質的下鄉欲望,政府代行倫理保護村民的政令或將有所調整。

      在不少人的意識觀念里已經形成了一個固化的認識,即想要從城市戶口轉為農村戶口,幾乎是一個“不可能完成的任務”。因為那是一個極其繁瑣且成功概率幾乎為零的過程。

      首先融村者要先找到愿意接納他的村莊,然后必須經過村民代表大會同意,還要受到村鎮監督和委員會的監督,之后在相關材料上加蓋公章,最終才能將一切搞定。

      然而在大多數情況下,當地公安部門負責管戶政的多不會給予批準。為什么?因為很多人的行為背后充滿了謀取暴利的投機心理。

      想要擺脫雙方交易過程中的種種不合理,就要壯大村集體經濟,突出村民自治,把村域內的資源做一次綜合性市場價值評估,而不能為下鄉的工商資本留下一手交易是廉價,另一手交易是暴利的空隙。

      所謂村域資源價值轉換過程中的道德倫理,就是要確保村域資源在進行市場對價的過程中,建立起一套關于收益分配公平合理的利益分配機制,把屬于村民、村社、村集體的那部分裝進應得者的口袋里。

      當資源或資源性產品的市場交易能夠遵從穩定鄉村秩序的道德倫理,雙方糾結的焦點難題將會以“何意百煉鋼、化為繞指柔”的巧力得以解開,關于融城與融村的“雙融之夢”將實現連通,而關于城鄉融合發展的“進則天下、退亦天下”的新局面將被打開。

      內容出品方:愿鄉研究院、四川愿鄉三農科技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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